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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

学术探讨
2000-12-19 来源:光明日报 韩震 我有话说

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的欧洲,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得到较大发展。历史哲学在欧美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动能力大大提高,这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社会发展使人们的时间和空间视野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从而形成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就时间而言,往日自然经济随季节律动而循环的时间观,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形时间观所取代。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在一生“漫长”的岁月中经历的多是重复的活动,很难感知人类社会的变迁,那么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往往使许多人的生活经验发生断裂。社会加快了变化的速度,昨天的“新”东西还未等成型,到今天也许就成为“昨日黄花”。代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年龄和资历已经不是能力的资本,前辈的经验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许多年长者在新的技术产品前显得无所适从,不得不向自己的子孙求教。如果说自然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却印证了“一切皆流,无物长住”。历史变化成了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

就空间而言,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贸易的结合,使人类获得了世界意义上的联系。而且,人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依附于土地,而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变换居住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为人们的职业选择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大量年复一年重复耕种的农民,变成了不受季节和天气影响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推动经济联系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挺进,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只是一个口号,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总而言之,人们对全人类的联系和共同命运有了确实的感受,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历史进步有了切身的体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们才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世界历史的观念。

20世纪,人类又经历了许多事变。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等同于历史进步。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探索性实践既有挫折,也有教训,但是仍然给人民以希望。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因此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而是相互猜疑的“冷和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用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做标准,试图对世界和历史重新构建,使历史终结于此。可是,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繁荣与发展,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社会主义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即使我们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其机制的运行效率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社会主义实践就应该是一个历史探索的过程。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历史怎么样发展,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历史演进的趋势和方向,仍然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自然界的规律是盲目的,与人类的意识和活动无关。可是,历史是有目的、有欲望和有意志的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规律是活动规律。历史规律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的意志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确实在起作用。因为负有个人意图的人类活动本身就是构成历史过程的因素,没有人类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历史规律不可能自动展现。人类历史是活动规律,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呈现出规律性;没有人类追求种种目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也就谈不上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活动。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历史和国家史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才能给予深切的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当前的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不可能躲避这种联系,而只能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参与这种联系与进程。如果我们脱离与世界的联系,其结果将是自我封闭、故步自封和停滞不前。不出海,就打不到鱼;要吃鱼就必须勇敢地驾船出航,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航海中学习航海技术。西方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要科教兴国,要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就是西方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不乏对西方社会发展状况和深层问题的感受和直觉,我们通过这种渠道,可以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要超过对手,就必须把对手的招数学到手。而且,了解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建立全球视野所必需的视阈。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鉴于我国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研究西方历史哲学不仅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与借鉴,也有助于我们构建适应时代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

首先,我们必须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进行追踪式研究,尽可能地同步利用在欧美刚刚出版或发表的文献资料。如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和新叙述主义的史学理论等部分,我们应该注意有关最新材料的分析与运用,因为这几部分在西方仍然处于讨论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西方的历史观念,并保持与他们的最新话语进行对话的能力。

其次,我们应当把西方的各种历史哲学放到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这就是说,我们不应当只把“历史性”概念视为哲学分支学科的概念,而是当作对哲学的生成与发展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概念,从而扩大了历史哲学的考察视野,把历史性纳入了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中。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都有社会历史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历史性是哲学本身生成和存在的基础性概念,因为哲学并没有先验的形而上学基础,哲学的基础和方法都有历史性,都有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历史是哲学的根基之所在,因此历史哲学在整个哲学中应该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

第三,我们应当通过某些基本的历史问题,分析西方学者探究历史问题深化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他们的基本思路,并发现他们研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只有认识了他们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以摸索一条更好的研究路线,以便构建中国的历史哲学。

总之,我们认为,“历史性”不仅是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概念,而且是哲学观念生成的本体概念,它对于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人类社会及其意义不是先天概念外化,而是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将有助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解决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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